我需要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是谁。这条路上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回家的澎湃心情。景色依稀相识，如同置身梦中，仿佛这些树木、湖泊、山岭都深深埋藏在我的感官之中，长久以来潜伏不动。岩石的纹理和木材的内质都和我想像的一般无二，我们在酒店和咖啡馆里遇见的人，他们粗壮的身躯上都有熟悉的痕迹，五官轮廓分明，蓝眼睛格外清澈，金黄的头发飘甩起来。他们的脸庞诱惑着我深入波希米亚。我们决定踏入霍亨博格村庄的禁区，那是在德国边境。
市中心的城堡最早修建于1222年，后来屡毁屡建，最近一次是在二战之后。在阳光明媚的周六，泰思和我一起畅游此地，这里除了我们，只有一对带小孩的年轻德国夫妇，他们跟着我们从一个建筑物走到另一个建筑物。城市的后沿有一溜高低不平的白色围墙，这是个堡垒，用于抵抗来自森林和埃格尔河对岸的袭击，在围墙附近，他们叫住了我们。
“打扰了，”那位母亲用英语对泰思说，“你是美国人，对吗? 你能帮忙拍张照片吗? 用我的相机，给我全家人拍? ”
这么轻易就被认出来是美国人，我吓得脸都白了。泰思朝我微微一笑，把背包脱下来放在地上。这一家六口在一座最古老的胸墙墙根下排好队。这些孩子看起来像是可以当我的兄弟姐妹，他们摆姿势的时候，我转念间想到我曾是这样一个家庭的一分子，但这个念头很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泰思后退了几步，想把他们全照入镜头。
这些小孩叫了起来：“Vorsicht，der Igel!Der Igel!”（德文：“当心，刺猬! 刺猬! ”因德文中伊格尔和刺猬是同一个词，故亨利有下文的惊骇。）那个还没有五岁大的男孩，笔直朝泰思冲过去，蓝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目光。他站在她跟前，把手伸向她两脚问的一块小花丛，小心翼翼地用他的小手捧出什么东西来。
“你在那里找到什么? ”泰思弯下腰看他的脸。
他伸出手，一只刺猬从他的手中爬出来。大家都哈哈大笑，泰思差点就踩上这只浑身长刺的家伙了，这可真有趣。但我却抖得连支香烟都差点没点着。伊格尔。
几乎有二十年，我没有听见这个名字了。他们都有名字，我没有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伸手碰了碰泰思，好把它们驱出脑海。
这一家子走后，我们按照地图走城堡后面的步行小径。在一条路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洞穴，前面立着一个露营地的标志，我就觉得这像是一块废弃的空地。
我带着泰思飞快地走开，从东路下山，穿过一片黑森林。我们的小路通往一条没有车辆的双行道。转弯处，一个写着“埃格尔路”的标志牌指向右手边的一条土路，我们渡过一条狭窄的河流，这不过是一条浅而宽的小溪，但水流湍急。对岸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森林，再翻过几座山，就是恰布了。视野中一个人也没有，也许是因为有了河流和岩石，边境上也没有安铁丝网。泰思拉着我的手，我们过去了。
突出在水面上的石头可以安全落脚，但我们得多加小心。到达捷克那头时，一阵战栗犹如剃刀般将我刺透。我们成功了。到家了，或者说，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了家门。那一刻，我准备转变身份( 或是恢复身份) ，要回我的身世。那天早晨，泰思和我全力伪装自己，把头发和衣服都弄得和欧洲人一样不会引起注意，但我仍然担心别人会看穿我们的把戏。事后想来，我其实无须担心，因为1968年正是“布拉格之春”，门户开放，杜布切克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(1968 —1969) 。）正尝试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接受“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”。而俄国人的坦克八月才开进来。
泰思喜欢这种偷渡国境的冒险劲头，像个越狱的逃犯似的在落叶满地的路上躲躲藏藏。我努力跟上她的步伐，牵着她的手，在沉默中装出一副狡猾的样子。我们步行约一二公里后，绿叶间淅淅沥沥地洒下雨来，一场急雨接踵而至。雨点打在交接成阴的树冠上，不停地滴落下来，隔着雨声的节拍，一阵时轻时重的脚步声渐渐清晰起来。天色太暗，辨不清人影，但我听到他们在灌木丛中行进，转着圈子跟踪我们。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快步向前走去。
“亨利，你听到了吗? ”泰思头转来转去地环顾四周。他们还在跟上来，我们跑起来了。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，大叫一声，拽着我的肘子停下脚步，让我转过身去看那些折腾我们的家伙。它们在雨中显得孤苦无依。三头奶牛，两头花斑的，一头全白的。它们看了看我们，漠然地反刍。
我们浑身湿透，快步走出滴滴答答的森林，找到了路。我们肯定是一副凄惨的模样，因为一辆农民的货车开过时，司机举起肉鼓鼓的大拇指做了个手势，示意我们可以坐到货厢里搭他的车。泰思在雨中大声问他：“去恰布吗? ”他点点头，我们就上了车，爬到成堆的土豆上面坐着，半个小时后就到了古色古香的捷克村庄。
我望着倒退的树木，呼啸的林风，心中肯定我们一直都被跟踪了。
这些房屋和仓库用清淡柔和的色料粉刷，仿佛春天花坛中的鲜花，老房子黄白相间，或褐绿相杂。恰布的许多地方似乎与时间共存，但无论建筑还是标志性的景观都没有拨响我记忆的弦。一辆带红玻璃警报器的黑色轿车歪斜地停在镇子的礼堂前。为了避开警察，我们走了另一个方向，希望能找到一个听得懂我们磕磕巴巴的德语的人。走到粉红色的星星旅馆门口，那里站着个神情严肃的警察，他足足盯了我们半分钟，我们吓了一跳。穿过广场，走过“野人”雕像，奥赫热河畔有一家东倒西歪的旅馆。我希望着、也期待着这些标志性景观能唤起古斯塔夫·安格兰德的记忆，但一切都是陌生的。
我在旅程中编织起来的奢望，看来将化为泡影。我好像从未到过此地，又好像在波希米亚的童年从不存在。
在一家乌烟瘴气的昏暗酒吧里，我们用美元收买了店主，吃了顿腊肠和煮土豆，喝了半瓶掺水的东德酒。饭后，我们被带上一段弯弯曲曲的楼梯，走进一间小小的屋子，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一个脸盆。我锁了门，外套和靴子也没脱，就和泰思躺倒在破旧的床单上，紧张、疲累、刺激，让我们动弹不得。黑暗渐渐偷走光明，打破沉寂的只有我们的呼吸声和又重又急的心跳声。
“我们在这里干什么? ”她终于问道。
我坐起身，开始脱衣服。要是在我前生，我在黑暗中看她就会像在破晓的光线下看得一样清楚，但如今我只能依靠想像。“这不刺激吗? 这个镇子以前属于德国，再早是波希米亚的，对吗? ”
她脱下靴子和外套。她脱衣服时，我躺到了羊毛毯和粗糙的被单下。泰思脱得精光，发着抖靠过来，冷冰冰的一只脚在我腿上摩擦。“我害怕。万一秘密警察来敲门怎么办? ”
“别担心，宝贝，”我对她说，拿出詹姆斯·邦德的样子，“我有杀人执照。”
我翻身到她身上，我们在险境中过得有滋有味。
次日上午我们起晚了，匆忙赶往古老的圣尼古拉大教堂，到达的时候，一场用捷克语和拉丁语举行的弥撒已经开始了。靠近圣坛的地方站着几位手握念珠、上了年纪的妇人，小家庭随处而坐，像羊群一样茫然又机警。入口处两个穿黑西装的男人可能在观察我们。我想跟着唱赞美诗，但只能滥竽充数。我并不理解这种仪式，但典礼让我想起了许久之前我和我母亲参加的弥撒——蜡烛上方的圣像，穿着繁复法衣的牧师和衣着简朴的祭坛童子，和着节律的站起、跪倒、坐下，钟声响起后的献祭仪式。我当时就明知这不过是桩浪漫的蠢事，如今我脑海中出现的画面是我穿着礼拜天的礼服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和她坐在靠背长椅上，父亲在长吁短叹，双胞胎穿着裙子扭来扭去。使我最受震动的是那来自楼厢高处的管风琴音乐，仿佛河水从岩石上奔流而下。
教徒们退席时，不时停下来彼此交流几句，然后向站在门外灿烂阳光下的枯瘦的神甫致意。一个金发女孩转身对跟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妹妹指了指我们，小声说了些什么，然后两人手牵手跑出教堂。泰思和我欣赏着入口处两旁圣母玛利亚和圣尼古拉精美的雕像，一直流连到最后才走出建筑物。泰思向神甫伸出手去，发现自己的手被握紧了，人也被拉了过去。
“感谢你们的到来，”他说，然后转向我，目光有些诧异，好像知道我的过去。
“上帝保佑你，我的孩子。”
泰思粲然一笑，“您的英语棒极了。您怎么知道我们是美国人? ”
他始终握着她的手，“我刚做牧师时，在新奥尔良的圣路易斯大教堂待过五年。
我是加瑞尔·林卡神甫。你们是来这里过节的? ”
“什么节? ”泰思想到节日，脸色一亮。
“‘Pra sK Iaro co. 就是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。”
“噢，不是的。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。”她凑过去压低声音，信任地说道，“我们是偷渡边境来的。”
林卡哈哈一笑，以为她在开玩笑，她很快转过话题，问他在美国的经历和新奥尔良的咖啡馆生活。他们边聊边笑，我走出去，在角落里点了支烟，看着蓝色的烟雾盘旋在空气中。那对金发姐妹又转回来了，这次从街上带了一群孩子过来。他们站在大门外面，一打脑袋从矮墙上朝里窥探，就像一串停在电话线上的鸟儿。我听到他们在啪啦啪啦讲着捷克语，冒出一个发音是podvr en6 dite（捷克语：换生灵。）的词，像是他们叽叽喳喳的主题调子。我瞟了眼妻子，她正和林卡神甫谈得火热。
我朝孩子们走去，他们一看我走近，就像鸽群一样散开了。我背转身，他们又聚拢过来，我再转身，他们又笑着叫着跑开。我走到大门外，看到一个女孩畏畏缩缩地蹲在墙后。我用德语跟她说不必害怕。
“为什么大家都笑着跑开? ”
“她告诉我们教堂里有魔鬼。”
“我不是魔鬼……只是个美国人。”
“她说你是从森林里来的。是个仙灵。”
镇子的街道后面，耸立着生机勃勃的古老森林。“没有仙灵这科东西。”
女孩站起来看着我，手按在唇上。“我不信你。”她说着，转身跑去追她的同伴了。我站在那里看着她跑远，思绪纷乱，担心自己犯了错。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，无论是孩子还是警察都吓不倒我们了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和其他人也并无二致。怀疑是我的保护膜，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不让别人探得真相。
泰思从大门里跃出来，看到我在人行道上。“你想来一次私人旅游吗，宝贝? ”
林卡神甫帮她说话，“戴夫人告诉我，你是音乐家，作曲家。你一定要试试这里的管风琴，是恰布地区最好的。”
在教堂的高处，我坐在琴键旁，成排空荡荡的长椅在我面前展开，还有倾斜的圣坛，巨大的十字架，我着了魔似的弹了起来。我不得不在这台机器上摇晃身子，才能踩动踏板，从硕大的风琴上弹出准确的音调，但我一旦弄清楚它复杂的音栓和音箱，沉浸到音乐当中，这就仿佛是一种舞蹈。我弹了维耶恩《摇篮曲》中的一支曲子，这些年来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自我的存在。弹着弹着，我变得遗世独立，再也感觉不到其他人和其他事，只有音乐占据胸怀。音乐像火热的冰将我灌注，又像一场异常奇特的雪将我覆盖。林卡神甫和泰思与我一同坐在最高的楼座上，看着我手挥舞，头点动，听着音乐。
泰思听厌了激烈的曲调，她吻了吻我脸颊，逛下楼梯去参观教堂的其他地方。
只有我和神甫了，我立刻说出我来恰布的缘由。我告诉他，我在研究家族史，之前法兰克福的图书管理员建议我来查一下教堂的记录，因为要看到中央政府的档案几乎是没有希望的。
“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，”我说，“我想追溯泰思的家谱，缺失的那环是她的祖父，古斯塔夫·安格兰德。只要我能找到他的生日或其他什么信息，就能为她写一部家族史。”
“听起来真不错。明天再来吧。我来查档案，你弹琴给我听。”
“但您不能告诉我妻子。”
他眨了眨眼，我们成了同谋。
用餐时，我告诉泰思，林卡神甫约请我，但只说了音乐的事，她也很高兴我有机会再去弹楼座的风琴。周一下午，她坐在楼下的中间那排长椅上，听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又自己走开了。她一走，林卡神甫就小声说：“我有东西给你。”他勾了勾指头，示意我跟他走进楼厢外面的小凹室，我巴望他已经找到了安格兰德家的资料。
神甫把一个木盒子放在一个摇摇晃晃的桌子上，我的期望值随之增长。他拂去盖子上的灰尘，像一个小精灵似的露齿一笑，打开了盒子。
里面不是我想的教堂文献，而是音乐。整卷整卷的管风琴乐谱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赞美诗，而是赋予风琴生命和存在的交响乐杰作——亨德尔的大量作品，马勒的《复活》，李斯特的《匈奴之战》，费蒂斯的《交响幻想曲》，还有两首吉尔芒②的管风琴独奏曲。有基格、朗莱、查内的曲子，还有普朗的《管风琴、弦乐器和定音鼓协奏曲》。柯普兰的《第一交响乐》唱片集，巴伯的《节庆展技曲》。蓝伯格，弗兰克，还有十三首巴赫。我目瞪口呆，逸兴遄飞。仅仅是把所有的都听一遍——别提亲手在硕大的琴键上试弹——就得花费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，但我们只有几个小时。我想把东西都抢到我口袋里去，在脑子里装满音乐。
“这是我惟一的恶习和嗜好。”林卡对我说，“享受一下吧。我和你并没有太多不同。都是有着稀奇爱好的古怪生物。只有你，我的朋友，你能弹奏，而我只能听。”
我整天都在为林卡神甫弹琴，他则在查找以前洗礼、婚礼和葬礼留在教堂的底账。我激情洋溢，收放自如，他听得心旌摇动。我又往下加了一个八度，重重击出约瑟夫·琼金《小交响协奏曲》热烈的末章。在那个琴键上，我发生了某种变化，在间奏中开始听到了自己的曲子。音乐让我想起了镇外的回忆，在那个精妙绝伦的下午，我尝试着各种变奏，沉浸在音乐之中，把林卡神甫都给忘了。五点钟他两手空空地回来，没找到安格兰德家族的记录，他有点泄气，打电话给圣温斯特礼拜堂的同仁，让他们联系已经废弃了的圣巴尔多缪和圣克拉拉教堂的卷宗保管人，相帮查找资料。
我浑然忘却了时间。虽然相对自由，我们还是处在随时都会被索要证件的危险之中，而我们也没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护照。早餐时，泰思抱怨说她去参观“黑塔”
时，有警察注意她，在红粉山艺术中心跟踪她。街上的孩子对她指指点点。我也看见他们在阴影里跑来跑去，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。星期三早晨，她发牢骚说在我们的蜜月里，她独自一个的时间太长了。
“再过一天吧，”我恳求说，“教堂里的声音别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“好吧，但我今天不出门了。你不想回床上睡觉吗? ”
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了楼座，惊讶地发现神甫在管风琴旁等着我。“你得让我告诉你的妻子，”他微笑着说，“我们找到他了。至少我觉得这位一定是她的祖父。年代有点不大对头，但这里能有多少位古斯塔夫·安格兰德呢? ”
他递给我一张颗粒化的影印乘客表，他们搭乘德国客轮“艾伯特”号在1851年5月20 日从不来梅驶往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。姓名和年龄书写得很工整：212 艾布拉姆·安格兰德42音乐家 埃格尔 波希米亚人213 克拉拉·安格兰德 40 同同214 弗列德雷希·安格兰德 14 同 同215 约瑟夫·安格兰德6 同同216 古斯塔夫·安格兰德1 ／2 同 同217 安娜·安格兰德9 同同“她难道不会高兴吗? 多好的结婚礼物啊。”
我没法开口回答他的问题。这些姓名勾起了如潮的回忆。约瑟夫，我的兄长——Wo in der Welt bist du? 安娜，这个在横渡大西洋时过世的孩子，伤透了我母亲的心。我的母亲，卡拉拉。我的父亲，艾布拉姆，音乐家。在我的梦境中附影随形的那些名字啊。
“我知道你说他1859年在这里，但有时候过去只是一个谜。我想安格兰德先生是1851年，不是1859年。”林卡神父说，“时间一久，历史就模糊了。”
有一阵子，这六个人都活过来了。自然我不记得埃格尔，也不记得恰布。我们去美国时，我还是个不满周岁的婴儿。那里有房屋，客厅和钢琴。我是在那里被带走的，而不是这里。
“教堂里没有记录，但我觉得应该查查移民档案，不是吗? 戴夫人会不会大吃一惊啊? 我真是等不及想看看她的表情了。”
我把纸折好放进口袋。“当然了，神父，应该由您去告诉她。我们应该庆祝一下……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就今晚吧。”
他喜悦的笑容让我几乎后悔说了谎，而离开后面这架绝妙的管风琴也让我非常伤心，但我还是迅速离开了圣尼古拉大教堂，口袋里的历史压在我心上。找到泰思时，我编造说警察正在教堂附近打探两个美国人，于是我们循着来时的路溜回了边境。
我们走到渡口附近的森林时，我吃惊地看到一个小男孩，大概七岁大，独自一人站在一棵大树旁。他没有注意到我们，只是一动不动地像是在躲避什么人。我想像不出有什么在追赶他，但我有点想要去救他。我们快走到他身边时，他闪避了一下，在嘴唇上竖起一根手指，求我们别出声。
“你会说德语吗? ”泰思用德语小声说道。
“会的，请别出声。他们在追我。”
我从一棵树看到另一棵树，以为会有一群换生灵冲出来。
“谁在追你? ”
“versteckspiel 。（德文：捉迷藏。）”他用气声说道。一个小女孩听到他的声音，从绿树丛中跳出来，紧追不舍。其他孩子从躲藏处出来了，我明白过来，他们是在玩简单的捉迷藏游戏。我看了男孩又看女孩，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能够多么轻易地改换自己的容貌。泰思觉得他们怪伶俐的，想多留一会儿，但我催促她快走。渡河时，我在石头上跳跃前进，尽可能快地蹬水过去。
泰思在后面拖拖拉拉，我没有等她，她又急又气。
“亨利，亨利，你在跑什么啊? ”
“快，泰思。他们在追我们。”
她费力地跳到一块岩石上。“谁? ”
“他们。”我说着，回去把她从那边拉过来。
蜜月之旅后，生活迅速复杂起来，我无暇再去研究安格兰德家族，也无空再去找一架管风琴。我们最后一个学期很忙，随着毕业的临近，我们的交谈也转向未来的打算。泰思躺在浴缸里，热水上蒸汽升腾。我靠在衣物篮边上，装出一副阅读新曲草稿的样子，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欣赏她泡澡。
“亨利，我有好消息。县里面的工作看起来能通过。”
“太棒了，”我说，翻了一页，哼了几行。“那你具体要做什么呢? ”
“先做社会工作。有问题的人过来，我负责记录，然后我们做好转诊介绍。”
“嗯。那家新办的中学让我去面试。”我放下曲谱，盯着她露出一半的裸体。
“他们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和教七、八年级的音乐老师。这是相当好的工作，我会有很多时间来作曲。”
“我们真是一帆风顺啊，宝贝。”
她说得对，那一刻我下了决心。我期待的生活到来了。尽管困难重重，虽然父亲的过世造成了辍学，我会完成学业，新的事业即将开始。一位美丽的年轻姑娘正倚在我的浴缸里。
“你在笑什么呐，亨利? ”
我开始解衬衫扣子，“还有，泰思，我有些话要在你耳边说。”